第431章 会议（一）九千字（3 / 4）
“所以你的建议是先在国有农场中推行农业现代化?”总理问道。
方叶点了点头:“大型国有农场用农机是合适的,一方面减少了工人，另一方面提高了种植效率，而且其与公社不同，农场对应的是国家,不会将影响直接施加到农民个体身上。”
“当然。”方叶继续说道:“农场的农业现代化支出也是需要有回报的,他们采买多少农机,应当考虑投入与产出比关系，国家可以有政策向国有农场推广农机,但他们需要计算好回报,哪怕是国家出的钱，也要算好回报年限,什么时候能将投出的钱收回来。”
要知道一台拖拉机就上千元,那些联合收割机更贵，一台好几万,以稻谷为例，1962年提高收购价格后才0.196元一斤，一台收割机就是几十万斤稻谷，十台收割机,那就是几百万斤粮，实在特么太贵了。
总理点了点头，问道:“那边是怎么做的?”方叶说道:“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，但有两点是肯定的，首先国家会有农机专项补贴，其次无论是国有农场还是个人或种植户在购买农机时,都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,有多少钱办多少事，当然他们向银行贷款也行，总之是按市场经济的处理方式来进行。”
陈副总理说道:“也就是说,如果采用政策直接推行，会对国家经济造成干扰。”
方叶答道:“是的。国家没有钱,国家的每一分钱来自于人民的税收，如果不能回报,那么经济链条就等于断了，货币流通就会出问题,而后工业、农业、交通、水利等全部跟着出问题。”
这是一个基本的货币流通逻辑,方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他认为国家政策要求各地搞农业现代化,但这些钱不是平白来的,而是需要国有农场或公社出钱来购买。
这其中,国有农场相当于人民共有财产，他们的钱也是人民的,而他们若拿着钱，只顾国家政策不顾经济效益的话，那么农机买得越多，老百姓承担的自然也就越多，他们花的钱事实上将平摊到了每一个国民身上。
而公社则直接向农民收取费用，依旧采用平摊的方式,也即农民身上本就没什么钱,现在农机支出需要出钱、税收需要出钱、国有农场的农机最终还是摊到了他们身上，这样一来，过去加的那点粮食价格,能起到多少作用,农民究竟获得了多少利益,这需要详细的计算。
一个农民，一个月最少支出两三元，一年最低支出也需要三十元左右(城市工人每人每月大约10到12元),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生病支出,若家中有一人生病,以一个五口之家，年二百元的总收入，能节余了三五十块那都谢天谢地了，如此收入，还如何消费?如何买拖拉机?
方叶最后说道:“所以就个人看法,现在的问题,是需要继续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。目前工人是主要消费群体,但农民的基数旁大,他们虽然购买不起大宗重工业商品,但是轻工业品还是有着极其庞大的消费需求。”
“肥皂、毛巾、头绳、发卡、水杯、铁锅、镰刀、纽扣、针头线脑、布料、围巾、手套，一般药品等,这些农民不可缺少之物的数量供应根本就不足,现在国家调整之后，生产陆续上来了，但相对应的农民的收入也需要增加。”
陈副总理说道:“粮食价格不能调太高,否则基础工业品的价格都会跟着上涨。”
方叶点头:“您说的没错，但现在的粮价是否合适，这个需要国家来测算,以稻谷为例，究竟是现在的0.196元合适，还是0.216元合适?是过去价格过低,还是现在过高，需要考虑粮价与工业品价格的对应关系。”
“换句话来说,即便现在粮食价格不能再涨,但也应额外给农民一些政策松绑，比如允许农民进行一部分主要农业生产外的经营，比如自留地产出放宽限制,比如允许自留地种植经济作物,还比如解绑农村流动率差的问题。”
当下的农民进城也好,买东西也罢可不容易，自从户藉制度实行后，城乡二元化开始了，老百姓办个啥事,都需要开证明信,没有大队部或公社盖章,那是啥事也干不了，如此严密的监控,在边境或沿海地区还有防碟的需要,而在内陆就完全是为了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了。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种方式和秦汉唐时期的里/坊政策如出一辙,秦朝的农民有多惨，每天几点出里/坊，几点收工，都定得死死的,老百姓一辈子就生活在那方圆几十里的小地方,这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特征。
建国初期的时下也差不多，老百姓基本上都在方圆百里之内活动,要出远门，去大城市?也可以，当需要开证明，要有合理的原因才行,否则根本走不了，老百姓私自远行，不说连车票都买不到,一查被公安查到没有证明,那就是遭了，要拘留甚至劳教的。
方叶拿封建时代举了例,而后说道:“人流动起来，市场才会活，不流动无论是商品还是货币流通率自然增长缓慢,甚至很快饱和,所以我建议,将户藉制度进—步完善，并考虑实行身份证制度,至少在本地区或者本省流动时，不再需要开证明。”
一个人被限制在一地，其消费能力能有多少?市场饱和是很快的,所以改革开放后，国家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并在1984年出台了《身份证试行条例》，从那以后，老百姓终于可以相对自由的流动了，而也是自那时起，社会消费一下子就涨了起来。
可时下呢，除了公务或公职出行，普通老百姓远行的情况极少，而且远行的手续非常的繁琐。
比如某农民要到北京走亲戚,他们首先需要找村民组长开条子,而后到村里(大队)开证明,再到乡里（公社部、乡镇公所)开证明,最后还要到县公安局开证明,而后才能出行，这中间少了哪一个环节，人都走不了。
开证明没那么简单的,程序越多，自然—些情况就越多，提酒送礼递烟什么的少不了,无疑中助长了个别不良干部利用职权的问题。
听完方叶的讲述,主席的眉头皱了起来:“地方上这种情况多不多?”“普遍现象。”方叶并没有掩遮的说道:“同安是示范县,没有这些东西,老百姓只要是在本县范围内,都随便走，但其它的县则基本是我说的这种情况,中央要是不信,可以随时派人去调查。”
方叶继续说道:“这种情况现下总体还好,但发展到了后来，特别是七八十年代，一些不良村干部已经蜕变成了恶霸，利用手中的那点权力，中饱私囊,贪污腐败,肆意欺压百姓，加上当时法律不健全，上下勾连之下，其在一村一队之地,完全成为了土皇帝。”
总理问道:“没人上告吗?人民代表呢?村民选举委员会呢?信访组织呢?”方叶摇起了头:“上下都是一体的，根本没用，上告的百姓大部分结局都非常惨，有些人从六十年代,告到八十年代，屁用没有,有些甚至告了几十年,到死了也没有迎来一个公平的结论。”
“至于人民代表,这个怎么说呢。”方叶看了看刘主席又看向了主席，而后说道:“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,这句话我个人深表赞同。”
与会的钱雪森几位科学家,完全听傻眼了，他们没想到方叶在领袖们面前,说话竟完全没有一丝顾忌,这种话换在他们任何一个人，包括就是书记之间也不会这么说的,但方叶虽然根本没考虑这些。
总理说道:“也就是说村民选举委员会已经废了。” ↑返回顶部↑
方叶点了点头:“大型国有农场用农机是合适的,一方面减少了工人，另一方面提高了种植效率，而且其与公社不同，农场对应的是国家,不会将影响直接施加到农民个体身上。”
“当然。”方叶继续说道:“农场的农业现代化支出也是需要有回报的,他们采买多少农机,应当考虑投入与产出比关系，国家可以有政策向国有农场推广农机,但他们需要计算好回报,哪怕是国家出的钱，也要算好回报年限,什么时候能将投出的钱收回来。”
要知道一台拖拉机就上千元,那些联合收割机更贵，一台好几万,以稻谷为例，1962年提高收购价格后才0.196元一斤，一台收割机就是几十万斤稻谷，十台收割机,那就是几百万斤粮，实在特么太贵了。
总理点了点头，问道:“那边是怎么做的?”方叶说道:“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，但有两点是肯定的，首先国家会有农机专项补贴，其次无论是国有农场还是个人或种植户在购买农机时,都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,有多少钱办多少事，当然他们向银行贷款也行，总之是按市场经济的处理方式来进行。”
陈副总理说道:“也就是说,如果采用政策直接推行，会对国家经济造成干扰。”
方叶答道:“是的。国家没有钱,国家的每一分钱来自于人民的税收，如果不能回报,那么经济链条就等于断了，货币流通就会出问题,而后工业、农业、交通、水利等全部跟着出问题。”
这是一个基本的货币流通逻辑,方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他认为国家政策要求各地搞农业现代化,但这些钱不是平白来的,而是需要国有农场或公社出钱来购买。
这其中,国有农场相当于人民共有财产，他们的钱也是人民的,而他们若拿着钱，只顾国家政策不顾经济效益的话，那么农机买得越多，老百姓承担的自然也就越多，他们花的钱事实上将平摊到了每一个国民身上。
而公社则直接向农民收取费用，依旧采用平摊的方式,也即农民身上本就没什么钱,现在农机支出需要出钱、税收需要出钱、国有农场的农机最终还是摊到了他们身上，这样一来，过去加的那点粮食价格,能起到多少作用,农民究竟获得了多少利益,这需要详细的计算。
一个农民，一个月最少支出两三元，一年最低支出也需要三十元左右(城市工人每人每月大约10到12元),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生病支出,若家中有一人生病,以一个五口之家，年二百元的总收入，能节余了三五十块那都谢天谢地了，如此收入，还如何消费?如何买拖拉机?
方叶最后说道:“所以就个人看法,现在的问题,是需要继续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。目前工人是主要消费群体,但农民的基数旁大,他们虽然购买不起大宗重工业商品,但是轻工业品还是有着极其庞大的消费需求。”
“肥皂、毛巾、头绳、发卡、水杯、铁锅、镰刀、纽扣、针头线脑、布料、围巾、手套，一般药品等,这些农民不可缺少之物的数量供应根本就不足,现在国家调整之后，生产陆续上来了，但相对应的农民的收入也需要增加。”
陈副总理说道:“粮食价格不能调太高,否则基础工业品的价格都会跟着上涨。”
方叶点头:“您说的没错，但现在的粮价是否合适，这个需要国家来测算,以稻谷为例，究竟是现在的0.196元合适，还是0.216元合适?是过去价格过低,还是现在过高，需要考虑粮价与工业品价格的对应关系。”
“换句话来说,即便现在粮食价格不能再涨,但也应额外给农民一些政策松绑，比如允许农民进行一部分主要农业生产外的经营，比如自留地产出放宽限制,比如允许自留地种植经济作物,还比如解绑农村流动率差的问题。”
当下的农民进城也好,买东西也罢可不容易，自从户藉制度实行后，城乡二元化开始了，老百姓办个啥事,都需要开证明信,没有大队部或公社盖章,那是啥事也干不了，如此严密的监控,在边境或沿海地区还有防碟的需要,而在内陆就完全是为了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了。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种方式和秦汉唐时期的里/坊政策如出一辙,秦朝的农民有多惨，每天几点出里/坊，几点收工，都定得死死的,老百姓一辈子就生活在那方圆几十里的小地方,这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特征。
建国初期的时下也差不多，老百姓基本上都在方圆百里之内活动,要出远门，去大城市?也可以，当需要开证明，要有合理的原因才行,否则根本走不了，老百姓私自远行，不说连车票都买不到,一查被公安查到没有证明,那就是遭了，要拘留甚至劳教的。
方叶拿封建时代举了例,而后说道:“人流动起来，市场才会活，不流动无论是商品还是货币流通率自然增长缓慢,甚至很快饱和,所以我建议,将户藉制度进—步完善，并考虑实行身份证制度,至少在本地区或者本省流动时，不再需要开证明。”
一个人被限制在一地，其消费能力能有多少?市场饱和是很快的,所以改革开放后，国家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并在1984年出台了《身份证试行条例》，从那以后，老百姓终于可以相对自由的流动了，而也是自那时起，社会消费一下子就涨了起来。
可时下呢，除了公务或公职出行，普通老百姓远行的情况极少，而且远行的手续非常的繁琐。
比如某农民要到北京走亲戚,他们首先需要找村民组长开条子,而后到村里(大队)开证明,再到乡里（公社部、乡镇公所)开证明,最后还要到县公安局开证明,而后才能出行，这中间少了哪一个环节，人都走不了。
开证明没那么简单的,程序越多，自然—些情况就越多，提酒送礼递烟什么的少不了,无疑中助长了个别不良干部利用职权的问题。
听完方叶的讲述,主席的眉头皱了起来:“地方上这种情况多不多?”“普遍现象。”方叶并没有掩遮的说道:“同安是示范县,没有这些东西,老百姓只要是在本县范围内,都随便走，但其它的县则基本是我说的这种情况,中央要是不信,可以随时派人去调查。”
方叶继续说道:“这种情况现下总体还好,但发展到了后来，特别是七八十年代，一些不良村干部已经蜕变成了恶霸，利用手中的那点权力，中饱私囊,贪污腐败,肆意欺压百姓，加上当时法律不健全，上下勾连之下，其在一村一队之地,完全成为了土皇帝。”
总理问道:“没人上告吗?人民代表呢?村民选举委员会呢?信访组织呢?”方叶摇起了头:“上下都是一体的，根本没用，上告的百姓大部分结局都非常惨，有些人从六十年代,告到八十年代，屁用没有,有些甚至告了几十年,到死了也没有迎来一个公平的结论。”
“至于人民代表,这个怎么说呢。”方叶看了看刘主席又看向了主席，而后说道:“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,这句话我个人深表赞同。”
与会的钱雪森几位科学家,完全听傻眼了，他们没想到方叶在领袖们面前,说话竟完全没有一丝顾忌,这种话换在他们任何一个人，包括就是书记之间也不会这么说的,但方叶虽然根本没考虑这些。
总理说道:“也就是说村民选举委员会已经废了。”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