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大崩溃（出版书） 第8节（3 / 4）
这样的结果出乎很多人的预料。其实，就当时的情形而言，无论是张之洞，还是世续，都不可能左右大局。真正的原因还在于隆裕和载沣过于软弱，这才造成了后来的结果。
据载沣的胞弟载涛回忆说，载沣摄政不久，即下谕罢免袁世凯。据我所知，促成其事的为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。善耆主张非严办不可，载沣彼时对袁，也觉得是自己的绝大障碍，同意善耆等这样做，又将谕旨用蓝笔写好（彼时尚在大丧百日之内，不能动朱笔）。其实这种事必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去做，不是可以迁延时日，从容研究的。事后就有人说过，袁每日上朝，仅带差官一名，进乾清门后，便只他单身一人，若能出以非常手段，干了再说，即使奕劻如何有心庇护，张之洞如何危言耸听，亦来不及了。可是载沣哪里有康熙皇帝擒鳌拜的决断和魄力呢?据闻那一道谕旨原文，是将袁革职拿交法部治罪，就袁的方面来讲，已因此有了宽转，结果可以不死了。及至拿给奕劻一看，奕劻模棱其词，张之洞则明白说出什么“主少国疑，不可轻于诛谬大臣”，力为反对。彼时，凡是谕旨非经军机大臣副署不能发表，载沣处此僵局之下，竟自无可如何，变为“开缺回籍养疴”。纵虎归山，自贻后患，善耆等人也只有付之浩叹而已。
至于隆裕太后，载涛的回忆说，太后之为人，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，遇着极为难之事，只有向人痛哭。
两位最高当权者如此软弱，其结果必然是患得患失，而朝中的派系斗争和满汉之间的畛域之分，又使处理袁世凯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。除此之外，使载沣犹豫不决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顾虑，那就是北洋军的存在。
北洋军为袁世凯一手亲练，清廷对这支武装一直心存疑虑和担心。当时北洋六镇中，除第三镇开赴东北、第五镇驻扎潍坊外，其余四镇都驻扎在京津、直隶一带。其中第一镇就驻扎在北京郊外，其中一个团还直接担任禁廷宿卫。尽管第一镇此时已改由铁良直接统辖，镇中旗兵人数不少，但袁世凯的旧属仍广布其间，且统制何宗莲本人就是老“武备”出身，又系小站旧人。倘若变生肘腋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这不能不说是横亘在载沣心中的一大障碍。据溥仪回忆说，载沣原先要杀袁世凯，是奕劻等一班军机大臣把他阻拦住了。最让载沣不安的是，奕劻说：“杀袁世凯不难，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？”这句话显然把载沣吓住了。
然而，袁世凯当时对这些还蒙在鼓里。当时，他坐立不安，或许已有不好的预感，因为几位军机大臣先后被召入内，唯独把他撇在了一边。这个情况很不正常。他向当值太监探问，谁知这些太监也都支吾其词。直到张之洞入对下来后，说了太后和摄政的意思，让他回去休息。袁世凯这才大惊失色，连声称谢。回到家中，阖府老少更是一片恐慌。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恐有后命赐死，劝他赶紧逃避。袁世凯开始还强撑着不走，后来禁不住家人劝说，连夜去了天津，想从那里搭乘轮船逃往日本。
据张国淦《北洋军阀起源》记，袁世凯到了天津，下榻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。直隶总督杨士骧派儿子杨毓瑛前来告之，太老师（毓瑛受业于袁，故有此称）是奉旨穿孝大员，现在擅自脱下缟素，且不遵旨回籍，万万不可。于是，袁世凯又连夜返回北京，第二天便遵旨回籍。
从2号罢免谕旨下达到3号离京，这生死攸关的十几个小时，对于袁世凯来说，简直是惊心动魄，如同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。实际上，他的恐惧完全没有必要。因为自从罢黜谕旨下达，他已逃脱了一死的命运，这从谕旨的措辞中不难看出。谕旨云：
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，夙承先朝屡加擢用。朕御极后，复予懋赏。正以其才可用，俾效驰驱，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，步履维艰，难胜职任。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，以示体恤之至意。
据知情者透露，这道谕旨原本十分严厉，后经一改再改，已变得相当温柔。不仅没有丝毫贬损老袁的意思，而且还肯定了他过去的功绩。解除职务的唯一理由是他患有“足疾”，而开缺回籍也是出于朝廷的体恤之意。
那么，袁世凯有没有腿疾呢？据袁克文说，他父亲在任军机大臣时，有一次他的十叔祖自家乡来，袁氏向他行跪拜礼，起身时不小心绊了一下，“遂致足疾”，以后一连数月行走都不大利索。时逢两宫驾崩，袁世凯每日进宫哭奠，都要撑个拐棍，到了宫内不准拄拐，则由小太监搀扶。
尽管如此，袁世凯的腿疾并不严重，尔后不久就痊愈了，根本不至于到了需要解除职务的地步。那样说不过是一个体面的理由罢了。至于他的干部待遇实际也未变，用当时的话说叫“原品休致”，用今天的话讲，就是保留原有级别待遇回家休养。袁世凯回到老家后，河南巡抚还专门拨了一营人马作为他的护卫，可见还是相当风光。
应该说，袁世凯是幸运的，他的幸运就在于能够大难不死。然而，对于大清朝来说，却留下了一个致命的祸根和隐患。这已是后话。
八、徐锡麟的血性
徐锡麟就义那一天，是光绪三十三年，公元1907年7月6日。是夜大雨倾盆，昼夜不止。他被带到安庆抚署东辕门外刑场时，披枷带镣、遍体鳞伤，瘦弱的身体和剃光的脑袋透着平静和倔强。
就在几个小时前，由他领导的起义宣告失败。经过严刑拷打和仓促审判，他被处以极刑，但他丝毫也不畏惧。拍照验身时，竟神色自若云：“且慢，脸上没有笑容，怎么留给后代？再拍一张。”之后仰天而云：“功名富贵，非所快意，今日得此，死且不憾矣。”
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，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。他惊人的壮举，历来备受推崇。特别是在就义时，大义凛然，视死如归，更令人肃然起敬。晚清刺杀案件频发，但徐案无疑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。从徐锡麟现存的遗照看，他身材瘦小柔弱，而且高度近视，很难想象在他的身上哪来那么大的决心和勇气。
徐锡麟是光复会的重要骨干。他参入该会是在1904年，清光绪三十年。当时该会刚成立不久。有一次，徐锡麟去上海，住在五马路周昌记。他去虹口爱国女校拜访蔡元培，经人介绍加入了光复会。蔡当时是光复会的会长，而介绍他入会的则是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陶成章。
陶成章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志士，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。光复后出任光复军总司令，后被陈其美、蒋介石密谋暗杀。孙中山曾对他高度评价，称他“奔走革命不遗余力，光复之际实有巨功”。徐锡麟与陶成章相识于日本，一度成为密友，后因理念分歧，两人断交不再来往。不过，徐锡麟在参加革命早期却受到陶成章的很大影响，包括他参加光复会也是由陶介绍的。
徐锡麟的思想转向革命是在他第一次去日本之后。其实，在这之前，他已受到新思想和西方科学、传记作品的熏陶和影响，萌生了对现实的不满。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更是震撼了他的心灵，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热忱。1903年春夏间，日本大阪举办劝业博览会，绍兴府学堂的日文教员平贺深造约他一同前往。这是徐锡麟第一次走出国门。在日本期间，他游览了东京，结识了一些爱国的留学生。当时，东京的革命气氛浓郁，各种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纷纷涌现，十分活跃。时值沙皇俄国侵占我东三省，留学生发起“拒俄”运动，并组织义勇队，准备回国抗击侵略。徐锡麟深受感染。一次，浙江学生为营救章炳麟（因“苏报案”被捕入狱），在牛込区赤诚元町清风亭召开会议。徐锡麟热心出资，赞助其事，受到革命同学的赞誉。在那次会上，他结识了陶成章、龚宝铨，之后在他们的引见下，又与纽永建相见，共谈宇内大势，徐锡麟茅塞顿开，从此坚定地走上了反满革命之路。徐锡麟一生曾三次前往日本，而第一次赴日无疑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次。
从日本回国后，徐锡麟在家乡东浦办了一所小学校，取名“热诚”。这是他与同志数人联手创办的。他在校内倡导新式办学之法，并购买了许多新书和刀剑，开设兵式体操课，每日长途拉练，风雨无阻，并练习枪械和军操。他还从南京请来一位军乐家教授军乐。一时间学校里军乐声声，操声阵阵，俨然有了军队气象。在办学的同时，他还在绍兴开了一家书店，起名“特别书局”，用以传播新译书报。此外，他还常常练习射击，以沙俄侵略者头像为靶子，一日数十次，开枪痛击，用以激励自己对侵略者的仇恨，兼以提高枪法。
徐锡麟的举动引来了种种非议和诋毁，村中谣传四起，有人甚至说他要操纵学生造反。父亲对他的活动也极为不满，多方阻挠并大加训斥。为了避免拖累，父亲还借口他曾过继给死去的伯父为嗣，要他分家另过。不久，他在绍兴府学堂副监督（副校长）的职务也被罢免。
绍兴学堂副监督一职是徐锡麟去日本前担任的。二十一岁时，徐锡麟考取秀才，之后受聘于绍兴府学堂担任数学讲习，由于表现出色，引起知府熊起蟠的重视，收其为门生，并擢升他为该学堂副监督。1903年，在父亲的督促下，徐锡麟高中副榜（即副贡，举人备取生），但他志向并不在此，相反却热衷于教育之事。然而徐锡麟办教育虽有开通民智之意，但更多则是项庄舞剑，志在革命。他办热诚小学校如此，办大通学堂亦如此。
大通学堂是徐锡麟加入光复会后创办的。当时他从上海回到绍兴，便开始联络会党，策划反清起义。他广交绿林豪杰，遍及绍兴、金华等地。在加入光复会的第二年春，徐锡麟还率弟子数人游访诸暨、嵊县、义乌、东阳四县，穿行于草泽间，尽交豪酋志士。在近两月的时间里，收获颇丰。回来后他对人说：“游历数县结识英雄好汉数十人，知中国尚可为也。”
在积极联络会党的同时，徐锡麟还与陶成章、龚宝铨等创办大通学堂，其目的就是以学堂为掩护，成立秘密据点，搞武装，培养革命力量。
他们的运作还算比较成功。鉴于热诚小学校的教训，在大通学堂开办前，他们就注重打通上层关节，不仅说服官厅批准，而且取得了绍兴知府熊起蟠的信任和支持。经过多方努力，1905年9月3日，大通学堂正式开学，设有国文、英文、日文、舆地、理化、算术、博物、体操等课程，在诸多科目中“尤重兵式体操”。此外，学堂还附设一班体育专修科，专门用来学习军事，以培训各地会党人员。为了防人之口，也为了提高学校地位，徐锡麟巧于周旋，说服知府熊起蟠，由绍兴知府给该学堂颁发毕业文凭，正面加盖官印；开学、毕业典礼，也请官绅主持，并摄影留念。这样就给外界形成了一个官府支持的印象。尽管乡里人言籍籍，污其为强盗学堂，称进出学堂者均为“不羁之人”等等，但最终都未能掀起大的风浪。中国的事只要有官府撑腰，一切好办。由于得到了知府熊起蟠的支持，大通学堂办得顺风顺水。为了提高军训水平，徐锡麟还从富商徐仲卿处筹到银元五千枚，从上海购来后膛九响枪五十支，子弹两万发，真枪实弹地进行训练。晚清对枪枝弹药的购买有严格规定，但徐锡麟通过知府熊起蟠，以军训和办团练之名，得到批准。学校白天上课出操，舞枪弄剑，杀声四起；夜晚则高谈革命，畅言无忌。学校还规定，凡入学者均须加入光复会，毕业后亦受光复会节制。一时间，大通学堂成为光复会在浙江的联络中心和大本营，各地会党和革命同志纷纷前来投奔。
徐锡麟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，性格中有着极强的叛逆性。徐家在浙江会稽是一个大户人家。家有田产百亩，并在绍兴开有绸庄和油烛栈。徐锡麟的父亲名凤鸣，字梅生，思想顽固保守。锡麟兄弟姐妹十一人，他是长子。但在诸多兄弟姐妹中，徐锡麟是最不省心的一个。他自幼就个性鲜明，不喜墨守成规。凡过手之器物常常被其毁坏，父亲因此很不喜欢他。据他的亲属回忆说，徐锡麟少年时就爱结交朋友，尤其钦佩古代豪侠，时常舞刀弄枪，学习武艺。一次被父亲训斥后，他一怒之下，竟跟一个和尚跑走了，后来家里费了很大劲才在杭州白云庵找到他。那一年，他才十二岁。此后，家里对他严加看管，不许他擅自外出，让他在家读书。徐锡麟读书十分聪慧，而且专注投入，很快他就对经书、数学以及天文地理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，常在夜间观察天象，乐而不眠。他还无师自通，绘制了许多星象图和地图，并自制一台“径三尺”大小的浑天仪用来研究天文。他的好奇心和破坏性，以及叛逆性格一脉相承，这都注定了他不可能安于现状，按部就班地度过一生。
1905年，徐锡麟第二次东渡日本。明治维新后，日本迅速崛起，很快脱亚入欧，成为亚洲强国。当时，中国很多进步青年前往日本求学，尤其是学习军事。有一天，陶成章来找徐锡麟商量，认为要想推翻清政府，首先得掌握军队。那么，如何掌握军队？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日本学习陆军，然后再打入军队。徐锡麟深以为然。
晚清政府规定，凡去日本学习军事，先要在国内捐官取得资格。于是，他们又找到曾经资助大通学堂的富商徐仲卿，鼓动他出资五万元，为徐锡麟、陶成章、陈志军、陈德毂、龚宝铨等五人捐得官职。之后，徐锡麟又赴湖北，求见其表叔俞廉三，请他代为捐官。
俞廉三，字廙轩，浙江绍兴人，早年在山西做官，由知县而知府，而布政使，治晋十五年之久，“政绩卓然，为全省之冠”，尔后升任湖南布政使、湖南巡抚兼两湖学政。俞廉三素以顽固著称，但对徐锡麟这个表侄却十分友善。他曾多次帮过徐锡麟的忙，包括向安徽巡抚恩铭举荐徐锡麟，否则徐锡麟也不可能受到重用。因此，刺杀案发生后，恩铭大为懊恼，并在口授遗折中称“徐锡麟系曾经出洋，分发道员，思其系前任湖南抚臣俞廉三之表侄，奴才坦然用之不疑。任此差甫两月，勤奋异常，而不谓包藏祸心，身为党首，欲图革命，故意捐官，非惟奴才之不防，抑亦人人所不料。”言语中对俞廉三颇有怨言。 ↑返回顶部↑
据载沣的胞弟载涛回忆说，载沣摄政不久，即下谕罢免袁世凯。据我所知，促成其事的为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。善耆主张非严办不可，载沣彼时对袁，也觉得是自己的绝大障碍，同意善耆等这样做，又将谕旨用蓝笔写好（彼时尚在大丧百日之内，不能动朱笔）。其实这种事必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去做，不是可以迁延时日，从容研究的。事后就有人说过，袁每日上朝，仅带差官一名，进乾清门后，便只他单身一人，若能出以非常手段，干了再说，即使奕劻如何有心庇护，张之洞如何危言耸听，亦来不及了。可是载沣哪里有康熙皇帝擒鳌拜的决断和魄力呢?据闻那一道谕旨原文，是将袁革职拿交法部治罪，就袁的方面来讲，已因此有了宽转，结果可以不死了。及至拿给奕劻一看，奕劻模棱其词，张之洞则明白说出什么“主少国疑，不可轻于诛谬大臣”，力为反对。彼时，凡是谕旨非经军机大臣副署不能发表，载沣处此僵局之下，竟自无可如何，变为“开缺回籍养疴”。纵虎归山，自贻后患，善耆等人也只有付之浩叹而已。
至于隆裕太后，载涛的回忆说，太后之为人，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，遇着极为难之事，只有向人痛哭。
两位最高当权者如此软弱，其结果必然是患得患失，而朝中的派系斗争和满汉之间的畛域之分，又使处理袁世凯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。除此之外，使载沣犹豫不决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顾虑，那就是北洋军的存在。
北洋军为袁世凯一手亲练，清廷对这支武装一直心存疑虑和担心。当时北洋六镇中，除第三镇开赴东北、第五镇驻扎潍坊外，其余四镇都驻扎在京津、直隶一带。其中第一镇就驻扎在北京郊外，其中一个团还直接担任禁廷宿卫。尽管第一镇此时已改由铁良直接统辖，镇中旗兵人数不少，但袁世凯的旧属仍广布其间，且统制何宗莲本人就是老“武备”出身，又系小站旧人。倘若变生肘腋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这不能不说是横亘在载沣心中的一大障碍。据溥仪回忆说，载沣原先要杀袁世凯，是奕劻等一班军机大臣把他阻拦住了。最让载沣不安的是，奕劻说：“杀袁世凯不难，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？”这句话显然把载沣吓住了。
然而，袁世凯当时对这些还蒙在鼓里。当时，他坐立不安，或许已有不好的预感，因为几位军机大臣先后被召入内，唯独把他撇在了一边。这个情况很不正常。他向当值太监探问，谁知这些太监也都支吾其词。直到张之洞入对下来后，说了太后和摄政的意思，让他回去休息。袁世凯这才大惊失色，连声称谢。回到家中，阖府老少更是一片恐慌。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恐有后命赐死，劝他赶紧逃避。袁世凯开始还强撑着不走，后来禁不住家人劝说，连夜去了天津，想从那里搭乘轮船逃往日本。
据张国淦《北洋军阀起源》记，袁世凯到了天津，下榻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。直隶总督杨士骧派儿子杨毓瑛前来告之，太老师（毓瑛受业于袁，故有此称）是奉旨穿孝大员，现在擅自脱下缟素，且不遵旨回籍，万万不可。于是，袁世凯又连夜返回北京，第二天便遵旨回籍。
从2号罢免谕旨下达到3号离京，这生死攸关的十几个小时，对于袁世凯来说，简直是惊心动魄，如同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。实际上，他的恐惧完全没有必要。因为自从罢黜谕旨下达，他已逃脱了一死的命运，这从谕旨的措辞中不难看出。谕旨云：
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，夙承先朝屡加擢用。朕御极后，复予懋赏。正以其才可用，俾效驰驱，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，步履维艰，难胜职任。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，以示体恤之至意。
据知情者透露，这道谕旨原本十分严厉，后经一改再改，已变得相当温柔。不仅没有丝毫贬损老袁的意思，而且还肯定了他过去的功绩。解除职务的唯一理由是他患有“足疾”，而开缺回籍也是出于朝廷的体恤之意。
那么，袁世凯有没有腿疾呢？据袁克文说，他父亲在任军机大臣时，有一次他的十叔祖自家乡来，袁氏向他行跪拜礼，起身时不小心绊了一下，“遂致足疾”，以后一连数月行走都不大利索。时逢两宫驾崩，袁世凯每日进宫哭奠，都要撑个拐棍，到了宫内不准拄拐，则由小太监搀扶。
尽管如此，袁世凯的腿疾并不严重，尔后不久就痊愈了，根本不至于到了需要解除职务的地步。那样说不过是一个体面的理由罢了。至于他的干部待遇实际也未变，用当时的话说叫“原品休致”，用今天的话讲，就是保留原有级别待遇回家休养。袁世凯回到老家后，河南巡抚还专门拨了一营人马作为他的护卫，可见还是相当风光。
应该说，袁世凯是幸运的，他的幸运就在于能够大难不死。然而，对于大清朝来说，却留下了一个致命的祸根和隐患。这已是后话。
八、徐锡麟的血性
徐锡麟就义那一天，是光绪三十三年，公元1907年7月6日。是夜大雨倾盆，昼夜不止。他被带到安庆抚署东辕门外刑场时，披枷带镣、遍体鳞伤，瘦弱的身体和剃光的脑袋透着平静和倔强。
就在几个小时前，由他领导的起义宣告失败。经过严刑拷打和仓促审判，他被处以极刑，但他丝毫也不畏惧。拍照验身时，竟神色自若云：“且慢，脸上没有笑容，怎么留给后代？再拍一张。”之后仰天而云：“功名富贵，非所快意，今日得此，死且不憾矣。”
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，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。他惊人的壮举，历来备受推崇。特别是在就义时，大义凛然，视死如归，更令人肃然起敬。晚清刺杀案件频发，但徐案无疑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。从徐锡麟现存的遗照看，他身材瘦小柔弱，而且高度近视，很难想象在他的身上哪来那么大的决心和勇气。
徐锡麟是光复会的重要骨干。他参入该会是在1904年，清光绪三十年。当时该会刚成立不久。有一次，徐锡麟去上海，住在五马路周昌记。他去虹口爱国女校拜访蔡元培，经人介绍加入了光复会。蔡当时是光复会的会长，而介绍他入会的则是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陶成章。
陶成章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志士，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。光复后出任光复军总司令，后被陈其美、蒋介石密谋暗杀。孙中山曾对他高度评价，称他“奔走革命不遗余力，光复之际实有巨功”。徐锡麟与陶成章相识于日本，一度成为密友，后因理念分歧，两人断交不再来往。不过，徐锡麟在参加革命早期却受到陶成章的很大影响，包括他参加光复会也是由陶介绍的。
徐锡麟的思想转向革命是在他第一次去日本之后。其实，在这之前，他已受到新思想和西方科学、传记作品的熏陶和影响，萌生了对现实的不满。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更是震撼了他的心灵，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热忱。1903年春夏间，日本大阪举办劝业博览会，绍兴府学堂的日文教员平贺深造约他一同前往。这是徐锡麟第一次走出国门。在日本期间，他游览了东京，结识了一些爱国的留学生。当时，东京的革命气氛浓郁，各种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纷纷涌现，十分活跃。时值沙皇俄国侵占我东三省，留学生发起“拒俄”运动，并组织义勇队，准备回国抗击侵略。徐锡麟深受感染。一次，浙江学生为营救章炳麟（因“苏报案”被捕入狱），在牛込区赤诚元町清风亭召开会议。徐锡麟热心出资，赞助其事，受到革命同学的赞誉。在那次会上，他结识了陶成章、龚宝铨，之后在他们的引见下，又与纽永建相见，共谈宇内大势，徐锡麟茅塞顿开，从此坚定地走上了反满革命之路。徐锡麟一生曾三次前往日本，而第一次赴日无疑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次。
从日本回国后，徐锡麟在家乡东浦办了一所小学校，取名“热诚”。这是他与同志数人联手创办的。他在校内倡导新式办学之法，并购买了许多新书和刀剑，开设兵式体操课，每日长途拉练，风雨无阻，并练习枪械和军操。他还从南京请来一位军乐家教授军乐。一时间学校里军乐声声，操声阵阵，俨然有了军队气象。在办学的同时，他还在绍兴开了一家书店，起名“特别书局”，用以传播新译书报。此外，他还常常练习射击，以沙俄侵略者头像为靶子，一日数十次，开枪痛击，用以激励自己对侵略者的仇恨，兼以提高枪法。
徐锡麟的举动引来了种种非议和诋毁，村中谣传四起，有人甚至说他要操纵学生造反。父亲对他的活动也极为不满，多方阻挠并大加训斥。为了避免拖累，父亲还借口他曾过继给死去的伯父为嗣，要他分家另过。不久，他在绍兴府学堂副监督（副校长）的职务也被罢免。
绍兴学堂副监督一职是徐锡麟去日本前担任的。二十一岁时，徐锡麟考取秀才，之后受聘于绍兴府学堂担任数学讲习，由于表现出色，引起知府熊起蟠的重视，收其为门生，并擢升他为该学堂副监督。1903年，在父亲的督促下，徐锡麟高中副榜（即副贡，举人备取生），但他志向并不在此，相反却热衷于教育之事。然而徐锡麟办教育虽有开通民智之意，但更多则是项庄舞剑，志在革命。他办热诚小学校如此，办大通学堂亦如此。
大通学堂是徐锡麟加入光复会后创办的。当时他从上海回到绍兴，便开始联络会党，策划反清起义。他广交绿林豪杰，遍及绍兴、金华等地。在加入光复会的第二年春，徐锡麟还率弟子数人游访诸暨、嵊县、义乌、东阳四县，穿行于草泽间，尽交豪酋志士。在近两月的时间里，收获颇丰。回来后他对人说：“游历数县结识英雄好汉数十人，知中国尚可为也。”
在积极联络会党的同时，徐锡麟还与陶成章、龚宝铨等创办大通学堂，其目的就是以学堂为掩护，成立秘密据点，搞武装，培养革命力量。
他们的运作还算比较成功。鉴于热诚小学校的教训，在大通学堂开办前，他们就注重打通上层关节，不仅说服官厅批准，而且取得了绍兴知府熊起蟠的信任和支持。经过多方努力，1905年9月3日，大通学堂正式开学，设有国文、英文、日文、舆地、理化、算术、博物、体操等课程，在诸多科目中“尤重兵式体操”。此外，学堂还附设一班体育专修科，专门用来学习军事，以培训各地会党人员。为了防人之口，也为了提高学校地位，徐锡麟巧于周旋，说服知府熊起蟠，由绍兴知府给该学堂颁发毕业文凭，正面加盖官印；开学、毕业典礼，也请官绅主持，并摄影留念。这样就给外界形成了一个官府支持的印象。尽管乡里人言籍籍，污其为强盗学堂，称进出学堂者均为“不羁之人”等等，但最终都未能掀起大的风浪。中国的事只要有官府撑腰，一切好办。由于得到了知府熊起蟠的支持，大通学堂办得顺风顺水。为了提高军训水平，徐锡麟还从富商徐仲卿处筹到银元五千枚，从上海购来后膛九响枪五十支，子弹两万发，真枪实弹地进行训练。晚清对枪枝弹药的购买有严格规定，但徐锡麟通过知府熊起蟠，以军训和办团练之名，得到批准。学校白天上课出操，舞枪弄剑，杀声四起；夜晚则高谈革命，畅言无忌。学校还规定，凡入学者均须加入光复会，毕业后亦受光复会节制。一时间，大通学堂成为光复会在浙江的联络中心和大本营，各地会党和革命同志纷纷前来投奔。
徐锡麟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，性格中有着极强的叛逆性。徐家在浙江会稽是一个大户人家。家有田产百亩，并在绍兴开有绸庄和油烛栈。徐锡麟的父亲名凤鸣，字梅生，思想顽固保守。锡麟兄弟姐妹十一人，他是长子。但在诸多兄弟姐妹中，徐锡麟是最不省心的一个。他自幼就个性鲜明，不喜墨守成规。凡过手之器物常常被其毁坏，父亲因此很不喜欢他。据他的亲属回忆说，徐锡麟少年时就爱结交朋友，尤其钦佩古代豪侠，时常舞刀弄枪，学习武艺。一次被父亲训斥后，他一怒之下，竟跟一个和尚跑走了，后来家里费了很大劲才在杭州白云庵找到他。那一年，他才十二岁。此后，家里对他严加看管，不许他擅自外出，让他在家读书。徐锡麟读书十分聪慧，而且专注投入，很快他就对经书、数学以及天文地理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，常在夜间观察天象，乐而不眠。他还无师自通，绘制了许多星象图和地图，并自制一台“径三尺”大小的浑天仪用来研究天文。他的好奇心和破坏性，以及叛逆性格一脉相承，这都注定了他不可能安于现状，按部就班地度过一生。
1905年，徐锡麟第二次东渡日本。明治维新后，日本迅速崛起，很快脱亚入欧，成为亚洲强国。当时，中国很多进步青年前往日本求学，尤其是学习军事。有一天，陶成章来找徐锡麟商量，认为要想推翻清政府，首先得掌握军队。那么，如何掌握军队？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日本学习陆军，然后再打入军队。徐锡麟深以为然。
晚清政府规定，凡去日本学习军事，先要在国内捐官取得资格。于是，他们又找到曾经资助大通学堂的富商徐仲卿，鼓动他出资五万元，为徐锡麟、陶成章、陈志军、陈德毂、龚宝铨等五人捐得官职。之后，徐锡麟又赴湖北，求见其表叔俞廉三，请他代为捐官。
俞廉三，字廙轩，浙江绍兴人，早年在山西做官，由知县而知府，而布政使，治晋十五年之久，“政绩卓然，为全省之冠”，尔后升任湖南布政使、湖南巡抚兼两湖学政。俞廉三素以顽固著称，但对徐锡麟这个表侄却十分友善。他曾多次帮过徐锡麟的忙，包括向安徽巡抚恩铭举荐徐锡麟，否则徐锡麟也不可能受到重用。因此，刺杀案发生后，恩铭大为懊恼，并在口授遗折中称“徐锡麟系曾经出洋，分发道员，思其系前任湖南抚臣俞廉三之表侄，奴才坦然用之不疑。任此差甫两月，勤奋异常，而不谓包藏祸心，身为党首，欲图革命，故意捐官，非惟奴才之不防，抑亦人人所不料。”言语中对俞廉三颇有怨言。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