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大崩溃（出版书） 第6节（3 / 4）
在向皇帝汇报时，奕劻和翁同龢都声称：“刘铭传前与英商订拟合同，办理粗率，已降旨申饬。谕令他慎选贤员，另筹办法，可他这次招商同官合办，依然是种种纰谬，大不可行。”
皇帝怒曰：“非严惩不可!”
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六月二十日，皇帝批示：“刘铭传交部议处。”并勒令其“即将现办之局赶紧停办，不准迁延回护”。
吏部接旨，认为要给予“革职处分”的重惩。不过，意见呈报上去之后，光绪帝还算手下留情，加恩改成“革职留任”。
处理决定下达后，刘铭传很不服气。他抱怨皇帝高高在上，不知下情，而户部和总理衙门则不明事理，落井下石。他复奏申辩，强调商人退办，官若另开新矿，不仅“巨款难筹”，而且“逐年亏折之费亦难为继”，希望维持原状。但报告上去后，如同石沉大海。此时，醇亲王已经病逝，而他的老上司李鸿章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也选择了沉默。刘铭传孤立无援，有志难申，一怒之下，唯有选择“乞退”。六月二十三日，即处分决定下达的第三日，他便以“目疾沉重”，请求开去巡抚本缺。
其实，早在两个月前，刘铭传就请过一次病假。那是在他被朝廷“传旨申饬”之后。朝廷给假一月，到期后他又上折子请求因病开缺。朝廷仍不准，给假三月。在这期间，他的官商合办计划再次受挫，并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。于是，假期一满，他便又一次上奏，声称病情加剧，请开缺调理；如不得请，恳请赏假，内渡就医。
朝廷看了他的报告，疑他是在斗气，心中大为不快，再次对他“传旨申饬”，不过仍赏假三月，在任内调理，毋庸开缺。
可刘铭传此时早已心灰意懒，归意已决。假期一满，他又第四次上奏请求开缺，而且语气坚定。这一次，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。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(1 891年5月5日)谕云：“刘铭传奏，病仍未愈，恳请开缺一折。福建巡抚刘铭传着准其开缺，并开去帮办海军事务差使。”
这是刘铭传最后一次辞官。表面看是由基隆煤矿而起，实则不然。自从主台以来，六年的劳苦和纷扰，加上谤书盈箧，窒碍甚多，这些早已使他心力交瘁，身心俱疲，特别是朝局的变化使他彻底失望，这才是他辞官的真正原因。台湾建省之初，清廷曾给刘铭传大力支持，并对他充分信任。加上奕譞和李鸿章的鼎力相助，刘铭传的很多想法和建议都能得以通过，包括办防、铁路、电报、邮政、学堂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在内。他还几度获得封赏：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正月，赏加太子少保衔；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正月，赏加兵部尚书衔；同年三月，以台湾巡抚帮办海军事务。当时海军衙门刚成立不久，该机构的规格很高，由奕譞为总办，李鸿章等为会办，其地位甚至高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
然而，中法战争后，李鸿章坐镇北洋，淮系势力进一步扩张，这引起了湘系和朝中其他势力的不安，于是派系之间的斗争日趋复杂。刘铭传作为淮系大员、李鸿章的亲信，自然身陷漩涡，难以撇清。刘璈被清除后，湘系势力受到打击，虽然左宗棠已去世，可曾国荃等湘系大员岂能坐视不管？加上刘铭传的新政不仅触犯了当地的利益集团和旧势力，也引起了朝中保守派的不满。各种因素形成合力，一起针对刘铭传，对他的弹劾也越来越多。
比如，有人拿他在清赋中出现的问题做文章，纠参他“任用非人，漫视民瘼”，“以致奸民、土匪乘机作乱”；彰化等地由于摊派严重，导致“一乡尽逃，台南尤胜”。还有人指责他在抚番上操之过急，措置失当，以致民心未协，不断激起番变。刘铭传开设招商局，买了两艘轮船，也被批评为赔累甚大。总之，对他的攻击无处不在。
光绪十四年(1888年)12月13日，朝廷将言官的谤书(检举信)抄转给刘铭传阅看。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警告。尽管朝廷的语气尚属平和，认为“刘铭传自简任台湾巡抚以来，办事尚为得力”，但同时又说“参折所陈，均不为无因”，要求刘铭传接受朝廷的训诫，对照问题，“平心省察，据实复奏”。
清廷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敲打他，其潜台词也显而易见，那就是：你的问题朝廷已经掌握了，你可得小心点了!
这对刘铭传来说，当然不是一个好兆头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正月，光绪皇帝亲政。围绕慈禧归政，帝党和后党的矛盾日渐凸显。在年轻的皇帝看来，淮系和刘铭传都是后党一派，对他颇多戒心。
这样一来，刘铭传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。最让他痛心的是，他的办防计划也遭到阻挠，无法实现。在刘铭传诸多新政中，办防始终是第一位的。因为中法战争给他太多的教训。由于海防薄弱，“一有兵争，仓皇束手”。他多次上书，呼吁清廷加大海防投入，他还希望能够为台湾建立一支海军。可是，他的这些希望均一一落空。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八月，户部尚书翁同龢上书朝廷，以国库空虚、救灾需要为由，请求停购外洋枪炮、船只、械器，同时炮台建设也一律暂行停止。这道谕旨一下，刘铭传大感失望，他的海防梦也由此破灭了，不禁喟然叹息：“人方惎我，我乃自抉藩篱，亡无日矣。”
这件事对刘铭传来说打击很大。他的心彻底寒了。他不想再干了，也实在干不动了。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也是实情。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，早在与太平军作战时，他的头部就受过严重的枪伤，并患有眼病，几近目盲。赴台之后，日理万机，劳心费神，加上身染湿瘴、痢疾等多种疾病，经常手足麻木，咯血不止，寒热并增，吐泻俱作。此外，他的眼疾也进一步加重，左眼已瞎，右眼昏花，“咫尺不辨人形”。耳病也很严重，左耳已废，右耳“尚赖保全”，但却听力低下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便是“内亏外感，气血难通，补泻两穷，群医束手”。
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四月二十八日，在朝廷批准他辞官二十多天后，刘铭传乘船离开台湾返回家乡。
茫茫大海，波涛汹涌。刘铭传走了，带着一身伤病和未实现的梦想，带着一腔热血和未酬的壮志。他只身而来，孑然一身而去。临走时没有带走一物，甚至把自己的养廉银和历次因战功而获得的朝廷赏银，全部捐出，用于修建学堂，培养台湾的孩子。他最后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
刘铭传离任后，台湾新政便陷入了全面停顿。因为接任他的邵友濂不仅才学平庸，而且思想保守。他一上任便对刘铭传全盘否定，诸多革新均被一笔勾销。一时间，“新政尽废”，满目凋零。这种倒退令人痛心，它导致了台湾近代化几乎全部中断，发展也陷入停滞。特别是海防建设的中止，无疑是自毁长城。梁启超先生有诗云：“轩车一去留不得，藤蔓啼莺空复情”；“长城已坏他岂惜，雨抛锁甲苔卧枪。”其悲切、惋惜之情溢于言表。
三年后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由于局势紧张，清廷又一次想到了刘铭传。慈禧太后懿旨，撤销对刘铭传的处分，恢复其职务。不久，又令其迅速北上，进京陛见。
可是，一切都晚了。此时，刘铭传已经病魔缠身，数疾并发，连行动都已相当困难。李鸿章不得不据实上禀，说他因病无法应召，是否另调大臣统兵。但朝廷似乎并不相信，又连电催其复出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九月初七日的电谕云：
现在军事日棘，统帅乏人。该巡抚受国厚恩，当此边防危急之时，岂得置身事外？着李鸿章再行传谕刘铭传。于接奉此旨后，即行起程来京陛见。该巡抚忠勇素著，谅不至藉词诿卸，视国事如秦越也。仍将这旨起程日期，先行电闻。
今天我们重读这份电谕，仔细玩味，不禁感慨良多。不难看出，此时清廷对刘铭传出山是何等祈盼和依赖，一如当年令其赴台抗法，而与多年前对其的打压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
然而，这一回刘铭传真的无能为力了，尽管有人说他是负气不愿出山。他真的病了，而且病得相当严重。如同他自己所说，哪怕只要能起身，也会抱病应命。可是，如今他已做不到了。一年多后，刘铭传病逝于家乡刘新圩，享年五十九岁。在他去世前，传来甲午战败的消息，而台湾也沦于敌手，尽管台湾军民奋勇抵抗达五个月之久。看着这块他曾经呕心沥血、宵衣旰食为之奋斗六年的热土为敌寇所占，病榻上的刘铭传失声痛哭，吐血昏厥，数月之后便在忧愤中离世。
刘铭传一生留下太多的遗憾，而台湾可能是他留下遗憾最多的地方。身为一介布衣，起于行伍而位列封疆。尽管他具有雄才大略，但生不逢时，壮志难酬。所谓“呕心六载功不就”“一生枉抱济时才”，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悲哀。
六、1898：短命的变法
光绪二十四年，公元1898年。这一年的正月初三，总理衙门突然召见了康有为，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引人注目的事。作为清廷最高办事机构，竟然兴师动众地召见一个区区小吏，这样的事情并不多见，何况其中还有一段复杂的背景。因此引起各方关注，丝毫也不奇怪。
康有为人称康南海，因其出生于广东南海之故。他原名祖诒，字广厦，号长素。年轻时游香港，受到西方文化影响。从1888年至1898年，连续撰写了《上清帝第一书》至《上清帝第七书》，提出了他的改革思想。其中《上清帝第二书》，即为喧腾一时的“公车上书”，由梁启超等帮助完成，风行一时。
甲午战败后，清政府蒙受了极大的耻辱，《马关条约》举国反对。尤其是割让台湾，人心尽失，就连光绪皇帝自己都深感“羞为天下主”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春，北京发生“公车上书”运动。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举行集会，联名上书请愿，要求变革图存。领头的就是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。
不过，关于“公车上书”的真实性，早有学者提出质疑。认为这是康有为为了标榜自己而自我贴金，实际上这份上书并未进呈，至于康有为所说的因都察院拒绝代递，也是个谎言。真实的原因是康有为担心上书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仕途而没有呈递。从事后的结果看，康有为会试及第，授工部主事，似乎也是一个佐证。 ↑返回顶部↑
皇帝怒曰：“非严惩不可!”
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六月二十日，皇帝批示：“刘铭传交部议处。”并勒令其“即将现办之局赶紧停办，不准迁延回护”。
吏部接旨，认为要给予“革职处分”的重惩。不过，意见呈报上去之后，光绪帝还算手下留情，加恩改成“革职留任”。
处理决定下达后，刘铭传很不服气。他抱怨皇帝高高在上，不知下情，而户部和总理衙门则不明事理，落井下石。他复奏申辩，强调商人退办，官若另开新矿，不仅“巨款难筹”，而且“逐年亏折之费亦难为继”，希望维持原状。但报告上去后，如同石沉大海。此时，醇亲王已经病逝，而他的老上司李鸿章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也选择了沉默。刘铭传孤立无援，有志难申，一怒之下，唯有选择“乞退”。六月二十三日，即处分决定下达的第三日，他便以“目疾沉重”，请求开去巡抚本缺。
其实，早在两个月前，刘铭传就请过一次病假。那是在他被朝廷“传旨申饬”之后。朝廷给假一月，到期后他又上折子请求因病开缺。朝廷仍不准，给假三月。在这期间，他的官商合办计划再次受挫，并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。于是，假期一满，他便又一次上奏，声称病情加剧，请开缺调理；如不得请，恳请赏假，内渡就医。
朝廷看了他的报告，疑他是在斗气，心中大为不快，再次对他“传旨申饬”，不过仍赏假三月，在任内调理，毋庸开缺。
可刘铭传此时早已心灰意懒，归意已决。假期一满，他又第四次上奏请求开缺，而且语气坚定。这一次，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。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(1 891年5月5日)谕云：“刘铭传奏，病仍未愈，恳请开缺一折。福建巡抚刘铭传着准其开缺，并开去帮办海军事务差使。”
这是刘铭传最后一次辞官。表面看是由基隆煤矿而起，实则不然。自从主台以来，六年的劳苦和纷扰，加上谤书盈箧，窒碍甚多，这些早已使他心力交瘁，身心俱疲，特别是朝局的变化使他彻底失望，这才是他辞官的真正原因。台湾建省之初，清廷曾给刘铭传大力支持，并对他充分信任。加上奕譞和李鸿章的鼎力相助，刘铭传的很多想法和建议都能得以通过，包括办防、铁路、电报、邮政、学堂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在内。他还几度获得封赏：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正月，赏加太子少保衔；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正月，赏加兵部尚书衔；同年三月，以台湾巡抚帮办海军事务。当时海军衙门刚成立不久，该机构的规格很高，由奕譞为总办，李鸿章等为会办，其地位甚至高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
然而，中法战争后，李鸿章坐镇北洋，淮系势力进一步扩张，这引起了湘系和朝中其他势力的不安，于是派系之间的斗争日趋复杂。刘铭传作为淮系大员、李鸿章的亲信，自然身陷漩涡，难以撇清。刘璈被清除后，湘系势力受到打击，虽然左宗棠已去世，可曾国荃等湘系大员岂能坐视不管？加上刘铭传的新政不仅触犯了当地的利益集团和旧势力，也引起了朝中保守派的不满。各种因素形成合力，一起针对刘铭传，对他的弹劾也越来越多。
比如，有人拿他在清赋中出现的问题做文章，纠参他“任用非人，漫视民瘼”，“以致奸民、土匪乘机作乱”；彰化等地由于摊派严重，导致“一乡尽逃，台南尤胜”。还有人指责他在抚番上操之过急，措置失当，以致民心未协，不断激起番变。刘铭传开设招商局，买了两艘轮船，也被批评为赔累甚大。总之，对他的攻击无处不在。
光绪十四年(1888年)12月13日，朝廷将言官的谤书(检举信)抄转给刘铭传阅看。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警告。尽管朝廷的语气尚属平和，认为“刘铭传自简任台湾巡抚以来，办事尚为得力”，但同时又说“参折所陈，均不为无因”，要求刘铭传接受朝廷的训诫，对照问题，“平心省察，据实复奏”。
清廷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敲打他，其潜台词也显而易见，那就是：你的问题朝廷已经掌握了，你可得小心点了!
这对刘铭传来说，当然不是一个好兆头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正月，光绪皇帝亲政。围绕慈禧归政，帝党和后党的矛盾日渐凸显。在年轻的皇帝看来，淮系和刘铭传都是后党一派，对他颇多戒心。
这样一来，刘铭传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。最让他痛心的是，他的办防计划也遭到阻挠，无法实现。在刘铭传诸多新政中，办防始终是第一位的。因为中法战争给他太多的教训。由于海防薄弱，“一有兵争，仓皇束手”。他多次上书，呼吁清廷加大海防投入，他还希望能够为台湾建立一支海军。可是，他的这些希望均一一落空。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八月，户部尚书翁同龢上书朝廷，以国库空虚、救灾需要为由，请求停购外洋枪炮、船只、械器，同时炮台建设也一律暂行停止。这道谕旨一下，刘铭传大感失望，他的海防梦也由此破灭了，不禁喟然叹息：“人方惎我，我乃自抉藩篱，亡无日矣。”
这件事对刘铭传来说打击很大。他的心彻底寒了。他不想再干了，也实在干不动了。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也是实情。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，早在与太平军作战时，他的头部就受过严重的枪伤，并患有眼病，几近目盲。赴台之后，日理万机，劳心费神，加上身染湿瘴、痢疾等多种疾病，经常手足麻木，咯血不止，寒热并增，吐泻俱作。此外，他的眼疾也进一步加重，左眼已瞎，右眼昏花，“咫尺不辨人形”。耳病也很严重，左耳已废，右耳“尚赖保全”，但却听力低下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便是“内亏外感，气血难通，补泻两穷，群医束手”。
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四月二十八日，在朝廷批准他辞官二十多天后，刘铭传乘船离开台湾返回家乡。
茫茫大海，波涛汹涌。刘铭传走了，带着一身伤病和未实现的梦想，带着一腔热血和未酬的壮志。他只身而来，孑然一身而去。临走时没有带走一物，甚至把自己的养廉银和历次因战功而获得的朝廷赏银，全部捐出，用于修建学堂，培养台湾的孩子。他最后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
刘铭传离任后，台湾新政便陷入了全面停顿。因为接任他的邵友濂不仅才学平庸，而且思想保守。他一上任便对刘铭传全盘否定，诸多革新均被一笔勾销。一时间，“新政尽废”，满目凋零。这种倒退令人痛心，它导致了台湾近代化几乎全部中断，发展也陷入停滞。特别是海防建设的中止，无疑是自毁长城。梁启超先生有诗云：“轩车一去留不得，藤蔓啼莺空复情”；“长城已坏他岂惜，雨抛锁甲苔卧枪。”其悲切、惋惜之情溢于言表。
三年后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由于局势紧张，清廷又一次想到了刘铭传。慈禧太后懿旨，撤销对刘铭传的处分，恢复其职务。不久，又令其迅速北上，进京陛见。
可是，一切都晚了。此时，刘铭传已经病魔缠身，数疾并发，连行动都已相当困难。李鸿章不得不据实上禀，说他因病无法应召，是否另调大臣统兵。但朝廷似乎并不相信，又连电催其复出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九月初七日的电谕云：
现在军事日棘，统帅乏人。该巡抚受国厚恩，当此边防危急之时，岂得置身事外？着李鸿章再行传谕刘铭传。于接奉此旨后，即行起程来京陛见。该巡抚忠勇素著，谅不至藉词诿卸，视国事如秦越也。仍将这旨起程日期，先行电闻。
今天我们重读这份电谕，仔细玩味，不禁感慨良多。不难看出，此时清廷对刘铭传出山是何等祈盼和依赖，一如当年令其赴台抗法，而与多年前对其的打压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
然而，这一回刘铭传真的无能为力了，尽管有人说他是负气不愿出山。他真的病了，而且病得相当严重。如同他自己所说，哪怕只要能起身，也会抱病应命。可是，如今他已做不到了。一年多后，刘铭传病逝于家乡刘新圩，享年五十九岁。在他去世前，传来甲午战败的消息，而台湾也沦于敌手，尽管台湾军民奋勇抵抗达五个月之久。看着这块他曾经呕心沥血、宵衣旰食为之奋斗六年的热土为敌寇所占，病榻上的刘铭传失声痛哭，吐血昏厥，数月之后便在忧愤中离世。
刘铭传一生留下太多的遗憾，而台湾可能是他留下遗憾最多的地方。身为一介布衣，起于行伍而位列封疆。尽管他具有雄才大略，但生不逢时，壮志难酬。所谓“呕心六载功不就”“一生枉抱济时才”，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悲哀。
六、1898：短命的变法
光绪二十四年，公元1898年。这一年的正月初三，总理衙门突然召见了康有为，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引人注目的事。作为清廷最高办事机构，竟然兴师动众地召见一个区区小吏，这样的事情并不多见，何况其中还有一段复杂的背景。因此引起各方关注，丝毫也不奇怪。
康有为人称康南海，因其出生于广东南海之故。他原名祖诒，字广厦，号长素。年轻时游香港，受到西方文化影响。从1888年至1898年，连续撰写了《上清帝第一书》至《上清帝第七书》，提出了他的改革思想。其中《上清帝第二书》，即为喧腾一时的“公车上书”，由梁启超等帮助完成，风行一时。
甲午战败后，清政府蒙受了极大的耻辱，《马关条约》举国反对。尤其是割让台湾，人心尽失，就连光绪皇帝自己都深感“羞为天下主”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春，北京发生“公车上书”运动。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举行集会，联名上书请愿，要求变革图存。领头的就是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。
不过，关于“公车上书”的真实性，早有学者提出质疑。认为这是康有为为了标榜自己而自我贴金，实际上这份上书并未进呈，至于康有为所说的因都察院拒绝代递，也是个谎言。真实的原因是康有为担心上书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仕途而没有呈递。从事后的结果看，康有为会试及第，授工部主事，似乎也是一个佐证。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