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大崩溃（出版书） 第1节（2 / 3）
有人告发代善与大妃乌拉那拉.阿巴亥有染。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罪名。阿巴亥是努尔哈赤的第四任大福晋，十二岁时嫁给努尔哈赤，年轻貌美，并为努尔哈赤生下了三个儿子，即英亲王阿济格、睿亲王多尔衮、豫亲王多铎。努尔哈赤欲立代善为储时曾说过：“等我百年之后，大福晋(指阿巴亥)和诸幼子都交给大阿哥(指代善)收养。”他这话的意思是，在他死后代善可收娶大妃。按照满族父死子继、兄终弟及的婚俗，这本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一切要等到努尔哈赤死后。可是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自此之后代善与大妃竟在暗中有了来往。也许他们认为这是迟早的事，可这却犯了大忌。有人一状告到努尔哈赤那里。罪证是大福晋多次给大贝勒送食物，还深夜造访大贝勒府，并在一些聚会时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与大贝勒眉来眼去。这些证据虽然看上去并不那么充分，但努尔哈赤还是天颜震怒，不仅严厉处罚了大福晋，而且迁怒于代善。打这以后，代善当太子的希望便彻底断送了。不仅如此，经过这次打击，代善的心性也委顿下来，从此心灰意懒，一蹶不振。
那么，究竟是谁吃了豹子胆，敢于告发大妃和代善呢？而且这事不早不晚偏巧发生在努尔哈赤即将立代善为储的节骨眼上，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？
更蹊跷的是，这个告状者，地位并不高，只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小妃子，名叫德因泽，由于没有生育，就连《清史稿》都没有记载。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人物，居然不计后果，以下犯上，不仅告倒了大妃，而且告倒了即将为储的大阿哥。她哪来那么大的胆量和能量？她的动机是什么呢？难道仅仅是为了争宠吗？在她背后是不是有人指使呢？这些都引起了种种猜测。直到几年后，努尔哈赤病薨，皇太极登上汗位，人们又联想起此事，更相信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。如果说在这件事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话，那么这只手最大的可能就是皇太极，因为他是这件事最大的受益者。试想，如果代善被立为太子，他还能够顺利地登上汗位吗？
两次立储未成，努尔哈赤失去了信心，开始另谋出路。天命七年(1622年)三月，他发表了八王共执国政的“汗谕”，即由八大贝勒共同主政。这大约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据《满洲老档》载，努尔哈赤召集八贝勒说，八个人的意见总比一个人强，未来的国主由你们共同推举，就不会失败。如果继承汗王的人不听你们的话，你们可以换掉他，拥立听你们话的好人。这就是所谓“八王共治”的原则。按照这个原则，所有的军国大事都得由八王共同商议决定，包括汗位的继承，甚至连汗王本身的权力也要受到制约。在努尔哈赤看来，这是比立储更稳妥的办法，也可避免在他死后发生不必要的汗位之争。
努尔哈赤的想法当然是好的，不过在专制时代，再好的做法最后都得人来执行，这就不可避免要发生偏差。八王共治的原则同样如此。
所谓八王，即八大贝勒。清朝创业，以军队立国，军分八旗，每旗由一贝勒统领，号称八大贝勒。八大贝勒又称八大和硕贝勒。和硕，满语一方土地，而贝勒是清代贵族世袭封爵。和硕贝勒，意为一方之主。在后金时期，贝勒为汗王之下最高爵位(改清后始设亲王、郡王之衔，贝勒之位才降至亲王、郡王之下)。努尔哈赤登基之初，曾立四大贝勒，后又增设四小贝勒，统称八大贝勒。按照八王共治的原则，八王即八大贝勒享有同等权力，但实际上，四小贝勒的地位明显低于四大贝勒，而四大贝勒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。
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，在四大贝勒中排序为四，故称四贝勒。皇太极本非其原名，而是来自满语“黄台吉”的音译。台吉，是蒙古部落首领的一种称呼，使用时前边可加“红”或“黄”。台吉译成汉语有王太子之意。皇太极继承汗位后，有人吹捧他说，此乃天意，因为黄台吉发音即为皇太子，继承汗位也理所当然。后来黄台吉写为皇太极，便成了固定的称呼。
皇太极继承汗位后，有人指责他的汗位系“夺立”，说这话的人就是多尔衮。因为努尔哈赤临终前曾留有遗命，汗位传于十四子多尔衮，由大贝勒代善辅政，待其成年后再行归政。如果按照这道遗命，登上汗位的将不是皇太极而是多尔衮。
然而，这道遗命并没有得到执行。因为它的真实性遭到质疑。努尔哈赤患病后，去清河疗养时，病情加重，准备返回沈阳，曾召大福晋阿巴亥来见。临终前，他口授了“多尔衮继位，代善辅政”的遗命，当时只有阿巴亥一人在侧。努尔哈赤死后，阿巴亥向诸贝勒传达遗命时，四大贝勒并不认可。不仅不认可，而且他们还拿出了另一道遗命。
这道遗命也是努尔哈赤口授的，内容是要求阿巴亥在汗王死后殉葬。遗命中说，大福晋丰美仪而心未纯善，常拂上意。汗王在时尚可制住她，而死后恐乱于国。因此，“我身后必令之殉”。这样的结果大出阿巴亥的意料。她不知道这道遗命真实与否，也不知道这道遗命是早已准备好的，还是在她口传汗王遗命后，四大贝勒拿出的一种反制措施。总之，她一下子被推向了绝境。尽管阿巴亥是一个聪明机巧之人，但她忘了一点，权力是荣耀，也是凶险。一方面是荣华富贵，另一方面则是祸福难测，甚至引来杀身之祸。
阿巴亥当然不愿死，她对汗王的这份遗命同样表示怀疑，可四大贝勒手握重权。他们可以质疑她，而她却质疑不了他们。尽管她身为大福晋，享有国母之尊，但全无用处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她提出两个孩子年纪尚幼，需要照顾，请求诸贝勒放过她。阿巴亥说的是实情，当时她的三个儿子，除了阿济格十九岁，已成年外，多尔衮和多铎，一个十五岁，一个十三岁，都还年幼，但问题在于严酷的权力斗争没有丝毫的温情和怜悯可言。四大贝勒心中清楚，阿巴亥是一个危险的对手。除了汗王大福晋的身份外，她的三个儿子中，长子阿济格掌管镶红旗，次子多尔衮、三子多铎分别是正白旗和镶白旗旗主，在八旗中占了三旗，其势力超过了所有的贝勒，包括掌管两黄旗的皇太极。如果让她存在下去，将来他们母子内外结合，这对于任何人都是极大的威胁。因此，阿巴亥必须死，不论她是否口传遗诏，结果都是一样的，而口传遗诏只不过是加速她的死亡而已。
据《清列朝后妃传稿》载，在诸贝勒的苦逼之下，“大妃于辛亥（八月十二日，即努尔哈赤死后第二天）辰刻以身殉焉，年三十有七，与上同殓”，临死前，她哭着对诸贝勒说：“吾年十二事先帝，丰衣美食二十六年，何忍离也，但吾二幼子，多尔衮、多铎，幸恩养之。”后自缢而死，一说用弓弦勒亡。
阿巴亥死后，她口传的遗命自然不作数了，之后皇太极登上汗位，多尔衮也失去了第一次称汗的可能。为此，他耿耿于怀，许多年之后，当他成为摄政王后，仍没忘掉这件事，并公开指责皇太极的汗位系“夺立”，显然这口恶气仍未出掉。
皇太极登上汗位后，在位十七年，崇德八年(1643年)驾崩。皇太极一死，多尔衮的机会又来了。如果说，多尔衮第一次与汗位擦肩而过，那时他尚年幼，看着母亲被逼生殉，他内心万般痛苦，却无法改变，只能以泪洗面。然而，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。此时的多尔衮已经三十二岁，不再是年幼无知的孩子，而且在皇太极执政期间，他先后参与征战蒙古察哈尔部和朝鲜，并在松锦之战中击败明朝著名将领洪承畴，立下无数军功，其羽翼渐丰，在八旗旗主中地位显赫，并位列亲王，成了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。
然而，要想登上皇位并非易事。由于皇太极生前没有立嗣，皇位的继承便由诸王共举。当时，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不在少数，然呼声高者有三，即礼亲王代善、睿亲王多尔衮和肃亲王豪格。在这三人中，代善虽然年资最高，但由于犯过错误，受过处罚，自感不足，努尔哈赤死后，他主动让位于皇太极，如今年事已高，早对皇位失去了野心，因此对于多尔衮来说，他最大的对手只剩下豪格了。
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，时年三十五岁，与多尔衮是叔侄关系。虽然他辈分小于多尔衮，但年龄却比乃叔大三岁。豪格久经战阵，军功突出，作为皇长子，在这场皇位争夺中，他得到了上三旗的誓死效忠。所谓上三旗，为正黄、镶黄和正蓝，由皇帝亲统，体制高贵，地位优厚，乃皇帝亲兵。皇太极死后，为了确保自身优势地位不变，上三旗誓死拥立豪格，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向。这是豪格的一个优势所在。
不过，相比之下，多尔衮的实力也不弱。支持他的有正白、镶白两旗，还有他的胞兄弟英郡王阿济格、豫亲王多铎，也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。除此之外，多尔衮还有一个优势，即太祖(努尔哈赤)死后曾有传位于十四子的说法，尽管这个说法是由大福晋阿巴亥口头转述，并没有得到认可，但这毕竟也是一种无形资本，为他增添了筹码。
除了以上五旗各自站边外，剩下的三旗（正红、镶红和镶蓝）尚在观望之中。不过，镶蓝旗旗主、郑亲王济尔哈朗暗中倾向豪格，而由代善父子统领的正红、镶红两旗中也有多人拥戴多尔衮，包括代善之子硕托和代善之孙阿礼达。
双方势均力敌。据《清史稿.索尼传》记载，太宗(皇太极)驾崩五天后，多尔衮曾召索尼至三官庙商议册立之事。索尼是清朝开国功臣，时任正黄旗甲喇章京(相当于参将)，为正黄旗重臣。多尔衮找他来，就是为了试探他的态度，没想到索尼旗帜鲜明，一口咬定，先帝有皇子在，要立就立皇子。
索尼的态度当然不是代表他个人，而是代表了两黄旗的立场。多尔衮一听便深感事情棘手。果然，次日开会讨论继位之事时，两黄旗便提前布置。索尼前一晚已得知开会的消息，便与图尔格、图赖和鳌拜等两黄旗大臣盟誓于大清门，誓死拥立豪格，并布置两黄旗兵马围住大殿，形成威慑。
第二天开会的地点是在崇政殿的东庑殿(时皇太极棺木尚停放在殿内)，诸王到达后，各按本旗位次而坐。会议一开始，气氛便极为紧张。索尼、鳌拜等两黄旗大臣抢先发言，认为父死子承，非皇子不立。多尔衮见此，并不慌张，尽管两黄旗大臣有备而来，但他早有准备，声称太祖有命，由八王共执国政，臣子不得发言。意思是说，你们资格不够，别在这里乱起哄。索尼等人无言以对，只好退下。剩下来参会的只有诸位王爷，而在诸王中，多尔衮的胞兄弟就占了三人。形势随即发生逆转，开始有利于多尔衮了。
此后，英郡王阿济格(多尔衮的胞兄)和豫郡王多铎(多尔衮的胞弟)先后发言，主张由多尔衮继位。多尔衮沉吟不语，正在考虑如何回应，多铎急了，说：“若不允，当立我。我名在太祖遗诏。”所谓太祖遗诏是什么？并不清楚。或许是努尔哈赤生前留下了一份关于继承人的名单，也未可知。多尔衮说：“肃亲王(豪格)也在遗诏，不独王(多铎)也!”从他这话判断，遗诏上的名字可能有多人。
多铎说，不立我也行，论长当立礼亲王(代善)。
哪知代善马上就推辞了。他说，睿亲王(多尔衮)答应继位，这是国家之福，否则当立皇子。我老了，哪能任此重任啊？
代善是会议的主持者，他的话虽然两边都不得罪，但仔细玩味，却话中有话，已有倾向于豪格之意。
这一来，豪格的砝码加重。本来局面大好，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豪格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。他看到局面翻转，以为事成定局，便故作姿态，假意推让，声称自己“福薄德浅”，难胜大任，并退出了会议。
豪格这样做当然不是要放弃皇位，而是以退为进，欲擒故纵。当年，他父亲皇太极就是这么做的。当时大家要推他继位，他便一再推让，直到众人反复劝进，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半天，等到做足了秀才欣然接受。自古谦让就被视作君王的美德，这是一种权力的游戏。然而，玩这种游戏也是有条件的。豪格不是皇太极，皇太极谦让有人劝进，可豪格就不一定了。果然，他一退出大殿就后悔了，因为诸王中根本无人来劝。这一来，麻烦大了，他退出去便进不来了。
眼看局势不妙，两黄旗大臣便一齐佩剑入殿，以死相挟，声称我们受先帝皇恩，如果不立先帝之子为君，我等宁可一死，追随先帝于地下。
面对两黄旗的咄咄逼人，代善以年老不干预政事为由，甩手而去。此后，双方陷入僵局，谁也不肯让步。会议持续多日，最终有人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，即由太宗的另一个儿子，六岁的福临继位，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共同辅政，分掌八旗兵马。这个方案对双方来说，都有所迁就。一方面满足了两黄旗立太子的主张；另一方面，对多尔衮来说，排除豪格，而他作为辅政之一，执掌朝政，也是可以接受的。于是，双方各退一步，问题才勉强解决。
据《沈阳状启》和《清实录》中说，提出这一方案的是多尔衮，称他“思谋出奇”，主张“当立帝之第三子(应为第九子，指福临)”，但也有专家表示反对，认为提出这一方案的并非多尔衮，而是济尔哈朗。尽管这一说法存在争议，但结果对多尔衮都是一样的——在事隔十七年后，他再一次与皇位失之交臂，而且这一次是他距离皇位最近的一次。 ↑返回顶部↑
那么，究竟是谁吃了豹子胆，敢于告发大妃和代善呢？而且这事不早不晚偏巧发生在努尔哈赤即将立代善为储的节骨眼上，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？
更蹊跷的是，这个告状者，地位并不高，只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小妃子，名叫德因泽，由于没有生育，就连《清史稿》都没有记载。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人物，居然不计后果，以下犯上，不仅告倒了大妃，而且告倒了即将为储的大阿哥。她哪来那么大的胆量和能量？她的动机是什么呢？难道仅仅是为了争宠吗？在她背后是不是有人指使呢？这些都引起了种种猜测。直到几年后，努尔哈赤病薨，皇太极登上汗位，人们又联想起此事，更相信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。如果说在这件事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话，那么这只手最大的可能就是皇太极，因为他是这件事最大的受益者。试想，如果代善被立为太子，他还能够顺利地登上汗位吗？
两次立储未成，努尔哈赤失去了信心，开始另谋出路。天命七年(1622年)三月，他发表了八王共执国政的“汗谕”，即由八大贝勒共同主政。这大约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据《满洲老档》载，努尔哈赤召集八贝勒说，八个人的意见总比一个人强，未来的国主由你们共同推举，就不会失败。如果继承汗王的人不听你们的话，你们可以换掉他，拥立听你们话的好人。这就是所谓“八王共治”的原则。按照这个原则，所有的军国大事都得由八王共同商议决定，包括汗位的继承，甚至连汗王本身的权力也要受到制约。在努尔哈赤看来，这是比立储更稳妥的办法，也可避免在他死后发生不必要的汗位之争。
努尔哈赤的想法当然是好的，不过在专制时代，再好的做法最后都得人来执行，这就不可避免要发生偏差。八王共治的原则同样如此。
所谓八王，即八大贝勒。清朝创业，以军队立国，军分八旗，每旗由一贝勒统领，号称八大贝勒。八大贝勒又称八大和硕贝勒。和硕，满语一方土地，而贝勒是清代贵族世袭封爵。和硕贝勒，意为一方之主。在后金时期，贝勒为汗王之下最高爵位(改清后始设亲王、郡王之衔，贝勒之位才降至亲王、郡王之下)。努尔哈赤登基之初，曾立四大贝勒，后又增设四小贝勒，统称八大贝勒。按照八王共治的原则，八王即八大贝勒享有同等权力，但实际上，四小贝勒的地位明显低于四大贝勒，而四大贝勒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。
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，在四大贝勒中排序为四，故称四贝勒。皇太极本非其原名，而是来自满语“黄台吉”的音译。台吉，是蒙古部落首领的一种称呼，使用时前边可加“红”或“黄”。台吉译成汉语有王太子之意。皇太极继承汗位后，有人吹捧他说，此乃天意，因为黄台吉发音即为皇太子，继承汗位也理所当然。后来黄台吉写为皇太极，便成了固定的称呼。
皇太极继承汗位后，有人指责他的汗位系“夺立”，说这话的人就是多尔衮。因为努尔哈赤临终前曾留有遗命，汗位传于十四子多尔衮，由大贝勒代善辅政，待其成年后再行归政。如果按照这道遗命，登上汗位的将不是皇太极而是多尔衮。
然而，这道遗命并没有得到执行。因为它的真实性遭到质疑。努尔哈赤患病后，去清河疗养时，病情加重，准备返回沈阳，曾召大福晋阿巴亥来见。临终前，他口授了“多尔衮继位，代善辅政”的遗命，当时只有阿巴亥一人在侧。努尔哈赤死后，阿巴亥向诸贝勒传达遗命时，四大贝勒并不认可。不仅不认可，而且他们还拿出了另一道遗命。
这道遗命也是努尔哈赤口授的，内容是要求阿巴亥在汗王死后殉葬。遗命中说，大福晋丰美仪而心未纯善，常拂上意。汗王在时尚可制住她，而死后恐乱于国。因此，“我身后必令之殉”。这样的结果大出阿巴亥的意料。她不知道这道遗命真实与否，也不知道这道遗命是早已准备好的，还是在她口传汗王遗命后，四大贝勒拿出的一种反制措施。总之，她一下子被推向了绝境。尽管阿巴亥是一个聪明机巧之人，但她忘了一点，权力是荣耀，也是凶险。一方面是荣华富贵，另一方面则是祸福难测，甚至引来杀身之祸。
阿巴亥当然不愿死，她对汗王的这份遗命同样表示怀疑，可四大贝勒手握重权。他们可以质疑她，而她却质疑不了他们。尽管她身为大福晋，享有国母之尊，但全无用处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她提出两个孩子年纪尚幼，需要照顾，请求诸贝勒放过她。阿巴亥说的是实情，当时她的三个儿子，除了阿济格十九岁，已成年外，多尔衮和多铎，一个十五岁，一个十三岁，都还年幼，但问题在于严酷的权力斗争没有丝毫的温情和怜悯可言。四大贝勒心中清楚，阿巴亥是一个危险的对手。除了汗王大福晋的身份外，她的三个儿子中，长子阿济格掌管镶红旗，次子多尔衮、三子多铎分别是正白旗和镶白旗旗主，在八旗中占了三旗，其势力超过了所有的贝勒，包括掌管两黄旗的皇太极。如果让她存在下去，将来他们母子内外结合，这对于任何人都是极大的威胁。因此，阿巴亥必须死，不论她是否口传遗诏，结果都是一样的，而口传遗诏只不过是加速她的死亡而已。
据《清列朝后妃传稿》载，在诸贝勒的苦逼之下，“大妃于辛亥（八月十二日，即努尔哈赤死后第二天）辰刻以身殉焉，年三十有七，与上同殓”，临死前，她哭着对诸贝勒说：“吾年十二事先帝，丰衣美食二十六年，何忍离也，但吾二幼子，多尔衮、多铎，幸恩养之。”后自缢而死，一说用弓弦勒亡。
阿巴亥死后，她口传的遗命自然不作数了，之后皇太极登上汗位，多尔衮也失去了第一次称汗的可能。为此，他耿耿于怀，许多年之后，当他成为摄政王后，仍没忘掉这件事，并公开指责皇太极的汗位系“夺立”，显然这口恶气仍未出掉。
皇太极登上汗位后，在位十七年，崇德八年(1643年)驾崩。皇太极一死，多尔衮的机会又来了。如果说，多尔衮第一次与汗位擦肩而过，那时他尚年幼，看着母亲被逼生殉，他内心万般痛苦，却无法改变，只能以泪洗面。然而，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。此时的多尔衮已经三十二岁，不再是年幼无知的孩子，而且在皇太极执政期间，他先后参与征战蒙古察哈尔部和朝鲜，并在松锦之战中击败明朝著名将领洪承畴，立下无数军功，其羽翼渐丰，在八旗旗主中地位显赫，并位列亲王，成了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。
然而，要想登上皇位并非易事。由于皇太极生前没有立嗣，皇位的继承便由诸王共举。当时，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不在少数，然呼声高者有三，即礼亲王代善、睿亲王多尔衮和肃亲王豪格。在这三人中，代善虽然年资最高，但由于犯过错误，受过处罚，自感不足，努尔哈赤死后，他主动让位于皇太极，如今年事已高，早对皇位失去了野心，因此对于多尔衮来说，他最大的对手只剩下豪格了。
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，时年三十五岁，与多尔衮是叔侄关系。虽然他辈分小于多尔衮，但年龄却比乃叔大三岁。豪格久经战阵，军功突出，作为皇长子，在这场皇位争夺中，他得到了上三旗的誓死效忠。所谓上三旗，为正黄、镶黄和正蓝，由皇帝亲统，体制高贵，地位优厚，乃皇帝亲兵。皇太极死后，为了确保自身优势地位不变，上三旗誓死拥立豪格，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向。这是豪格的一个优势所在。
不过，相比之下，多尔衮的实力也不弱。支持他的有正白、镶白两旗，还有他的胞兄弟英郡王阿济格、豫亲王多铎，也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。除此之外，多尔衮还有一个优势，即太祖(努尔哈赤)死后曾有传位于十四子的说法，尽管这个说法是由大福晋阿巴亥口头转述，并没有得到认可，但这毕竟也是一种无形资本，为他增添了筹码。
除了以上五旗各自站边外，剩下的三旗（正红、镶红和镶蓝）尚在观望之中。不过，镶蓝旗旗主、郑亲王济尔哈朗暗中倾向豪格，而由代善父子统领的正红、镶红两旗中也有多人拥戴多尔衮，包括代善之子硕托和代善之孙阿礼达。
双方势均力敌。据《清史稿.索尼传》记载，太宗(皇太极)驾崩五天后，多尔衮曾召索尼至三官庙商议册立之事。索尼是清朝开国功臣，时任正黄旗甲喇章京(相当于参将)，为正黄旗重臣。多尔衮找他来，就是为了试探他的态度，没想到索尼旗帜鲜明，一口咬定，先帝有皇子在，要立就立皇子。
索尼的态度当然不是代表他个人，而是代表了两黄旗的立场。多尔衮一听便深感事情棘手。果然，次日开会讨论继位之事时，两黄旗便提前布置。索尼前一晚已得知开会的消息，便与图尔格、图赖和鳌拜等两黄旗大臣盟誓于大清门，誓死拥立豪格，并布置两黄旗兵马围住大殿，形成威慑。
第二天开会的地点是在崇政殿的东庑殿(时皇太极棺木尚停放在殿内)，诸王到达后，各按本旗位次而坐。会议一开始，气氛便极为紧张。索尼、鳌拜等两黄旗大臣抢先发言，认为父死子承，非皇子不立。多尔衮见此，并不慌张，尽管两黄旗大臣有备而来，但他早有准备，声称太祖有命，由八王共执国政，臣子不得发言。意思是说，你们资格不够，别在这里乱起哄。索尼等人无言以对，只好退下。剩下来参会的只有诸位王爷，而在诸王中，多尔衮的胞兄弟就占了三人。形势随即发生逆转，开始有利于多尔衮了。
此后，英郡王阿济格(多尔衮的胞兄)和豫郡王多铎(多尔衮的胞弟)先后发言，主张由多尔衮继位。多尔衮沉吟不语，正在考虑如何回应，多铎急了，说：“若不允，当立我。我名在太祖遗诏。”所谓太祖遗诏是什么？并不清楚。或许是努尔哈赤生前留下了一份关于继承人的名单，也未可知。多尔衮说：“肃亲王(豪格)也在遗诏，不独王(多铎)也!”从他这话判断，遗诏上的名字可能有多人。
多铎说，不立我也行，论长当立礼亲王(代善)。
哪知代善马上就推辞了。他说，睿亲王(多尔衮)答应继位，这是国家之福，否则当立皇子。我老了，哪能任此重任啊？
代善是会议的主持者，他的话虽然两边都不得罪，但仔细玩味，却话中有话，已有倾向于豪格之意。
这一来，豪格的砝码加重。本来局面大好，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豪格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。他看到局面翻转，以为事成定局，便故作姿态，假意推让，声称自己“福薄德浅”，难胜大任，并退出了会议。
豪格这样做当然不是要放弃皇位，而是以退为进，欲擒故纵。当年，他父亲皇太极就是这么做的。当时大家要推他继位，他便一再推让，直到众人反复劝进，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半天，等到做足了秀才欣然接受。自古谦让就被视作君王的美德，这是一种权力的游戏。然而，玩这种游戏也是有条件的。豪格不是皇太极，皇太极谦让有人劝进，可豪格就不一定了。果然，他一退出大殿就后悔了，因为诸王中根本无人来劝。这一来，麻烦大了，他退出去便进不来了。
眼看局势不妙，两黄旗大臣便一齐佩剑入殿，以死相挟，声称我们受先帝皇恩，如果不立先帝之子为君，我等宁可一死，追随先帝于地下。
面对两黄旗的咄咄逼人，代善以年老不干预政事为由，甩手而去。此后，双方陷入僵局，谁也不肯让步。会议持续多日，最终有人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，即由太宗的另一个儿子，六岁的福临继位，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共同辅政，分掌八旗兵马。这个方案对双方来说，都有所迁就。一方面满足了两黄旗立太子的主张；另一方面，对多尔衮来说，排除豪格，而他作为辅政之一，执掌朝政，也是可以接受的。于是，双方各退一步，问题才勉强解决。
据《沈阳状启》和《清实录》中说，提出这一方案的是多尔衮，称他“思谋出奇”，主张“当立帝之第三子(应为第九子，指福临)”，但也有专家表示反对，认为提出这一方案的并非多尔衮，而是济尔哈朗。尽管这一说法存在争议，但结果对多尔衮都是一样的——在事隔十七年后，他再一次与皇位失之交臂，而且这一次是他距离皇位最近的一次。 ↑返回顶部↑